近年來，未成年犯罪現在發生的越來越多，因為刑法對未成年的保護導致了很多青少年犯罪之后肆無忌憚，因此社會都在呼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是隨著校園暴力等未成年人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未成年人犯罪已經上升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于犯罪，刑法有兩個處理思路，一個是懲罰，一個預防。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重心應該放在預防上。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應該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產生原因。以及未成年犯罪如何判刑，接下來由上海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為大家整理了一些關于這方面的知識，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一、未成年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有很多，分為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

　　(一)內在成因 

　　1、生理成因 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不平衡、不同步、有缺陷，在缺乏正確的引導和教育下，極易受到外界不健康因素的影響，進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未成年人十三、四歲以后身體和生理發生了較大變化:身體外型變了，內臟機能健全了，性發育逐漸成熟了。身體和生理機能雖然迅速發展，但腺體發育尚不成熟，自我控制能力不強，所以經常表現為有旺盛的精力但用之不當，在不良因素的影響下，極易發生暴力性的違法犯罪。如打架斗毆、搶劫、強奸、尋釁滋事等。未成年人性發育的逐步成熟，引起其心理變化，表現出對異性的興趣和性機能的好奇心及疑惑。一些道德觀念、法制觀念淡薄者，在受到不健康內容刺激時，便控制不住其性沖動而走上犯罪道路。

 　　2、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的心理普遍充滿了復雜性與矛盾性。其違法犯罪心理，是在外界社會消極因素的影響下，與內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結合發生相互作用產生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心理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點、主客觀心理矛盾、人格社會化缺陷等。首先，青春期心理特點決定了未成年人難以對客觀信息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評價，容易受社會不良因素的影響而違法犯罪。其次，滿足個人需要的主觀意向與客觀可能性之間存在著矛盾。自我意識希望獲得更多的自由，在無力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時，心理上難免產生許多矛盾和沖突，以致引發違法犯罪行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會化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個人主義嚴重，反社會的需要和動機，反社會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數情形，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二、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
　　根據刑法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一般地說，不滿14周歲的人尚處于幼年時期，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不具備責任能力。因此法律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但必要時可依法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嚴加管教。

　　2、 相對負刑事刑事責任的年齡階段
　　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我國刑法規定的人相對負刑事刑事責任的年齡范圍，即處于該年齡段的人只對刑法中規定的少數犯罪負刑事責任，而對絕大多數犯罪則不負刑事責任。這無疑是符合未成年人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狀況的科學的制度。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關于對條款規定的理解，上海刑辯律師認為在這款中，刑法規定了處在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僅對8種嚴重犯罪負刑事責任。我們在司法實踐中還要注意：
　　(1)、 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對于刑法第十七條中規定的“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實施了殺人、傷害行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傷、死亡后果的，都應負刑事責任。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才負刑事責任，綁架撕票的，不負刑事責任。
　　(2)、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被脅迫、誘騙參與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屬于犯罪預備、中止、未遂，情節一般的，可以免除處罰或者不認為是犯罪。
　　(3)、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使用語言威脅或者使用輕微暴力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物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
　　(4)、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盜竊財物，數額剛達到或者略過“數額巨大”標準，而其他情節輕微，又系初犯或者偶犯的;盜竊近親屬的財物，其親屬不要求對被告人定罪處罰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對所有的犯罪都應負有刑事責任。但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三、那未成年犯罪如何判刑?

　　1、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里指的從輕是在法定刑的下限處刑;這里指的減輕，是在法定刑的下一檔次，如應判五年以上的，實判在五年以下處罰。
　　2、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管教。這里指的“必要的時候”，是指家中無人管教或者家長、其他監護人缺乏管教能力、或者群眾、或者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強烈要求政府收容教養的時候，政府從社會保護的角度出發，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從我國刑事立法上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來看，我國刑法考慮到未成年人是社會中的特殊群體，針對其生理、心理特點，對未成年人被告人的處罰不應該完全以犯多大罪，判多少刑，單純的為懲罰而懲罰的罪行報應。對未成年的處罰適當與否，不僅關系到未成年罪犯一輩子的前途，而且還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其意義遠遠超出處罰犯罪未成年人本身。因此，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應從教育、感化、挽救出發，正確地裁量刑罰，達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四、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

　　未成年人犯罪，同成年人犯罪一樣，刑罰仍然是對其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但由于未成年犯罪主體的特殊性，在對其刑罰的適用上同成年人有著很大差異。《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懲罰為輔、教育為主的原則。這兩條明確規定了對少年犯量刑的方向。這是基本于未成年人責任能力不完備及其容易接受改造、可塑性強的特點而確立的，它反映了刑罰與罪責相適應的原則及刑罰目的的要求。以上是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的最基本原則之一。

　　1、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時應正確適用法定情節
　　首先，刑法第十七條規定的情節是“應當”情節，即是對量刑結果具有肯定影響的量刑情節，法律不允許審判人員有任何自由斟酌的余地，而要求其無可選擇地按照法律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應當”就意味著必須，而非“可以”。它要求：一是對未成年犯量刑要留有一定幅度，不能在法定刑內裁量最高刑;二是在具有從寬和從嚴情節中，應優先考慮適用從寬處罰的情節。
　　其次，該條款規定的還是多幅度情節，即法律規定的具有兩個以上從寬處罰幅度的量刑情節，一個從寬處罰幅度是從輕處罰，另一個從寬處罰幅度則是減輕處罰。
　　最后，從輕、減輕處罰有一定標準，而非無標準的從輕、減輕。首先，它是相對于沒有該情節而言;其次，對犯罪少年從輕、減輕處罰還是相對于同種情節的成年犯而言。

　　因此，刑法第十七條規定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質和其他犯罪情節相同或大體相同時，未成年人犯罪應當比照成年人犯罪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即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罪分子，在法定刑的范圍內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種或相對較短的刑期從輕處罰;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減輕處罰。因此，正確理解和掌握該條款精神，對指導未成年刑罰適用情節的掌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在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時應注重酌定情節的應用
　　酌定情節，是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立法精神和審判實踐，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定罪量刑時靈活掌握酌情適用的情節。少年犯罪的動機手段、犯罪時的環境條件、造成的損害結果、犯罪少年一貫表現，犯罪后態度、人身危險性、少年犯罪的起因、促成少年犯罪的多種客觀因素等等均屬于酌定情節范疇。

　　酌定情節在對未成年被告人刑罰適用的過程中應得到充分重視。
　　首先，酌定情節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普遍性。一件少年犯罪案件可以不具備除年齡外的法定情節，但缺少不了酌定情節。
　　其次，重視酌定情節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刑罰適用的相稱原則和量刑個別化。

　　酌定情節在少年刑罰適用中的功能主要在兩個方面：
　　(1)、影響法定從輕、減輕處罰的功能。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從輕、減輕的選擇除要看該案是否具備其他法定情節外，酌定情節往往是影響選擇從輕還是減輕處罰的主要因素。此外，從輕輕到什么程度，減輕減到什么程度，也往往要取決于酌定情節。

　　(2)、酌情減輕處罰的功能。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是對酌定減輕處罰的明文規定，該規定在未成年刑罰適用中十分必要。因為我國尚無專門的少年刑法，依據酌定情節，有針對性地對犯罪少年適用刑罰從輕、減輕判處，能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充分體現預防少年犯罪和矯治失足少年之目的。

　　3、未成年被告人刑罰適用應注意的兩個問題。
　　(1)、要正確認識“嚴打”與從輕處罰的關系。所謂“嚴打”是指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要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打”是我們在刑事審判工作中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不可動搖的方針，它對于打擊犯罪，促進社會治安根本好轉，懲治和預防犯罪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對嚴懲危害社會治安的社會分子實行“嚴打”和未成年人犯罪從輕處罰是不矛盾的。“嚴打”是通過嚴厲打擊來實現上述目的的，而對未成年人犯罪從輕處罰，是針對未成年人的特點，通過教育、感化、挽救來達到上述目的的，它是“嚴打”的必要補充。那種不分對象、不分犯罪性質，一律嚴厲打擊的做法是錯誤的，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我們必須轉變觀念，在堅持“嚴打”的同時，區別對象，對未成年人犯罪從輕處罰。
　　(2)、從輕處罰與“雙項保護”原則的問題。《北京規則》把雙項保護原則作為少年司法的基本觀點在其總則第1條加以明確規定，規定了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時，既要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的利益，對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予以懲罰，又要注意保護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即“雙項保護”原則。我們對未成年被告人實行從輕處罰即是體現對未成年被告人權利的保護，但我們在堅持從輕處罰時，還要考慮到整個社會利益，對那些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社會影響極壞、經過多次少教后仍不思悔改的極少數未成年犯，在量刑時，從輕或減輕的幅度嚴格掌握，做到罪刑相適應，寬嚴相濟，一味地大幅度從輕或減輕處罰，起不到懲罰和教育的作用，只會放縱犯罪，因而達不到挽救的目的。要注意保護少年的利益與保護社會的利益相統一。一方面，防止過度地保護少年的利益而對違法犯罪行為該處罰不處罰，導致損害了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則防止過度強調保護社會利益而單純處罰，忽視了對少年的保護。我國少年司法的實踐證明，保護少年利益與保護社會利益并不矛盾，是并行不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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