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被告人肇某錛因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兩個月。2020年7月1日因本案被捕。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柳某驊犯尋釁滋事罪和劫持汽車罪，并向上海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肇某錛對起訴指控尋釁滋事的犯罪事實無異議，但辯稱在劫持汽車的事實中，雖然有威脅性言語，但只是想盡快到公安局自首，不構成劫持汽車罪。被告人柳某驊某的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基本無異議，但認為被告人柳某驊某持刀的行為并未達到脅迫被害人黃某某改變車輛運行軌跡的程度，因此其行為客觀上不符合劫持汽車罪的構成要件；柳某驊某因吸毒導致精神障礙，影響刑事責任能力，自首，應減輕處罰。經審理，上海市人民法院發現，2020年7月14日15時許，被告人肇某錛吸毒甲基苯丙胺后，在上海市靜安區某路段無故手持菜刀砍傷被害人網某某的背部，并砍傷被害人瀝某灃的頭部。事后，肇某錛拿著兩把菜刀走到靜安區上海火車站路段村子附近，看到受害者劉某某坐在路邊玩手機，無故拿著菜刀砍傷了劉某某的臉。作案后，被告人柳某驊某在靜安區上海火車站路段紅綠燈處攔下被害人黃某某的私家車，用刀威脅黃某某向上海市人民路某路段街道方向行駛。開車時，柳某驊某不斷要求黃某某超速超車。黃某某的車開到上海市白巖村紅綠燈時，肇某錛下車往上海市人民路某路段的街道方向走，然后拿著刀開到上海市公安局自愿投案。他到案后沒有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經鑒定，受害人柳某合面部損傷3.5cm長，已達到輕傷程度。受害者瀝某灃、網某某不配合法醫鑒定，無法確定二人的傷害程度。被告人熙某某事件發生時精神活性物質引起的精神障礙為緩解期，暫不評價其刑事責任能力。事件發生后，被告人熙某某的家屬賠償被害人柳某合人民幣1萬元，并取得諒解。經審理，上海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肇某錛公然鄙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隨意用兇器毆打他人，情節惡劣，構成尋釁滋事罪。熙某某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劫持汽車，其行為已構成劫持汽車罪。依法應當數罪并罰。熙某某有前科劣跡，可酌情從重處罰。肇某錛對尋釁滋事罪當庭認罪，且尋釁滋事一節有賠償諒解情節，可酌情從輕處罰。
 

　　成都北路律師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審判程序合法，定性準確，量刑適當，建議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肇某錛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吸食毒品并為發泄情緒，持刀隨意毆打他人，并隨意攔乘汽車、恐嚇駕駛人員，破壞社會秩序，情節惡劣，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原判將其攔乘汽車、恐嚇駕駛人員的滋事行為以劫持汽車定性不當，予以糾正。對該節事實應以尋釁滋事定罪處罰。肇某錛有前科劣跡，酌情從重處罰。其能當庭認罪，且有賠償獲得諒解情節，可酌情從輕處罰。原判定性量刑不當，予以糾正。原審審判程序合法。
 

　　裁判理由

　　（一）吸毒致幻者實施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

　　司法部2016年發布的《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評定指南》第5.2.5條規定：“對毒品所致精神障礙者，如為非自愿攝入者按照5.1條款評定其刑事責任能力；對自愿攝入者，如果精神癥狀影響其辨認或控制能力時，不宜評定其刑事責任能力，可進行醫學診斷并說明其作案時精神狀態。從上述規定可見，對毒品所致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比較復雜，難以劃定一個簡單的認定標準。本案中，經鑒定，被告人肇某錛案發時患精神活性物質所致精神障礙為緩解期，暫不評定其刑事責任能力。暫不評定意味著鑒定意見對被告人肇某錛的刑事責任能力不作認定。那么，在此情形下，對自愿攝入毒品者進行刑事責任能力評定時，應當在相關精神鑒定意見的基礎上，判斷精神障礙是否影響其實施犯罪行為時的辨認和控制能力。而對于自陷入精神障礙的行為人，則應當根據其自陷時對危害結果的意識和意志狀態認定其對結果所持的主觀罪過，即根據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來認定。原因自由行為是指具有責任能力的行為人，故意或者過失使自己一時陷入喪失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責任能力的狀態，并在該狀態下實施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行為人使自己喪失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責任能力狀態的行為，稱為原因行為，而在該狀態之下實施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是結果行為。我國《刑法》雖只規定了醉酒犯罪這一類型，但對于除醉酒之外的吸毒等類型的原因自由行為仍可以通過解釋將其納入。學界對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根據有不同主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自己自陷入喪失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責任能力狀態而實施的犯罪行為免責。本案中，被告人肇某錛明知吸毒可導致其身體出現精神活動變化，仍然自愿吸毒，神志陷入異常狀態，并在此狀態下實施了犯罪行為，符合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理應對自身行為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吸毒致幻后持刀攔乘汽車、恐嚇駕駛人員的行為可視情況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1.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劫持汽車罪的犯罪構成

　　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劫持汽車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汽車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主要是指汽車的交通運輸安全和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及財產安全。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汽車的行為其中“暴力”是對車輛駕駛人員等人實施毆打等行為，并達到足以抑制其反抗的程度；“脅迫”是對車輛駕駛人員等人實施精神恐嚇或強制，并達到足以抑制其反抗的程度；“其他方法”是指與暴力、脅迫性質相當，使車輛駕駛人員等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方法。“劫持”主要表現為行為人直接駕駛汽車或者強迫駕駛人員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駛，從而控制汽車的行駛路線、速度等。
 

　　本案中，從客觀行為來看，被告人采取了暴力脅迫手段，但其未采用持刀傷害被害人或爭奪汽車之激烈行為，亦未實際控制著汽車；從犯罪后果來看，車輛在行駛過程中沒有造成交通事故或者秩序混亂，被害人也沒有失去對車輛的控制，行為人并未危及道路行駛中其他不特定人員的安全；從主觀意圖來看，肇某錛攔乘被害人黃某某的私家轎車，乘坐不到十分鐘即自動下車，其主要目的是為趕往公安局搭乘一段路，主觀上并非為了劫奪和控制汽車。因此，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劫持汽車罪的犯罪構成。
 

　　2.被告人的行為尚未達到劫持汽車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

　　有觀點認為，劫持汽車罪屬于行為犯，不管出于什么動機、什么目的，是否造成嚴重后果，行為人只要故意實施了劫持汽車的行為，就構成本罪。我們不完全贊同上述觀點，犯罪成立既要符合《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同時也要符合《刑法》總則對犯罪的定義。本罪雖然是抽象的危險犯，但司法實踐中，還應當把握該行為是否具有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即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就本罪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考量是否危害公共安全：一是從道路上的不特定人員來看，如果車輛在行駛過程中具有造成交通秩序混亂導致不特定人員傷亡的危險，或者車輛在行駛過程中造成不特定人員傷亡的結果，都可以認定為危害公共安全。二是從車輛上的不特定人員來看，如果有對車輛上的不特定人員造成傷亡的危險或者結果，也可以認定為危害公共安全。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威逼被害人開快點，但經查詢，黃某某在載乘被告人這段時間中，車輛并未發生超速等違章駕駛情況，不足以危及道路上不特定人員的公共安全，且其攔乘的是只有駕駛員黃某某一人的私家轎車，也不會危及車上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安全因此，被告人的行為尚未達到劫持汽車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劫持汽車罪作為一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量刑起點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本案被告人未使用嚴重的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控制汽車，也未危害到公共安全。倘若對被告人采用一般手段且短暫攔乘汽車、威逼駕駛的行為以劫持汽車罪這一重罪進行處罰，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亦與刑法謙抑、審慎原則相悖。
 

　　3.被告人的行為符合尋滋事罪的犯罪構成

　　本案中，被告人持刀攔乘汽車、恐嚇駕駛人員，是吸食毒品后的情緒發泄體現出的滋事特性，是前述其隨意毆打他人尋釁滋事行為的延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破壞社會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情節惡劣：持器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的”本案被告人肇某錛的行為屬于持器恐嚇他人的行為，可以依照尋釁滋事犯罪“情節惡劣”的情形予以定罪、量刑。
 

　　（三）二審以尋釁滋事罪一罪論處，不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本案將被告人吸毒致幻后持刀攔乘汽車、恐嚇駕駛人員的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后，二審在未改變原判事實認定的情況下，以尋釁滋事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有觀點認為，原判以尋釁滋事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二審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違背了上訴不加刑原則。上訴不加刑，是指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只有被告人一方提出的上訴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的刑罰。它是二審程序中一項特殊原則，其目的在于切實保障被告人一方的上訴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七條都體現了有關上訴不加刑的原則。
 

　　索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項，該項規定：“原判對被告人實行數罪并罰的，不得加重決定執行的刑罰，也不得加重數罪中某罪的刑罰。”上述規定明確了在數罪并罰的上訴案件中不論加重決定執行的刑罰，還是加重數罪中某罪或某幾個罪的刑罰，都是加重刑罰的表現，都有違上訴不加刑的原則。但這是否意味著二審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對數罪并罰中某一確定的罪名都不能加重刑罰呢？上訴不加刑是針對大致相同的犯罪事實、量刑事實和情節、法律規定來說的。如果犯罪事實、量刑事實和情節或法律規定發生重大變化或實質性改變，不再具有可比性，那么就不一定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因此，我們認為，如果原判定數罪，二審經審查，在不改變原判認定事實的前提下認為應定為一罪的，以在不超過原判決定執行刑罰的情形下對一罪加重刑罰。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改判被告人肇某錛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判決被告人肇某錛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犯劫持汽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肇某錛不服，提起上訴。被告人肇某錛上訴稱，原判認定的劫持汽車環節中，其雖有威脅的言語，但沒有劫持汽車的主觀故意，攔截汽車只是想盡快趕到公安局自首，一審認定其犯劫持汽車罪不當，且應當認定其自首，請求二審法院予以改判。其辯護人提出，肇某錛因吸食毒品后產生幻覺，進而導致后續行為，其沒有控制汽車的主觀故意，且實施的行為亦不足以致駕駛人員不敢反抗，主客觀均不符合劫持汽車罪的構成要件。
 

　　在本案中，肇某錛的犯罪行為系吸毒致幻后實施的連貫性行為，應作為一個犯罪事實進行定罪量刑。改判后的尋釁滋事罪是合并了原判的兩罪，是兩起基礎事實的合并。原判對尋釁滋事罪和劫持汽車罪分別量刑，改判后對尋釁滋事罪的量刑亦應建立在這兩起事實量刑的基礎上，即只要不超過原判兩起事實量刑的總和，應視為沒有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換言之，二審雖然增加了原判尋釁滋事罪的刑期，但罪名上將兩罪定為一罪，量刑上將劫持汽車罪有期徒刑五年的刑期予以剔除，直接以尋釁滋事一罪定罪量刑，不但沒有加重被告人的處罰，反而體現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  上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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