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刑事審判中，警察出庭作證的情況并不多見。從證人出庭的情況來看，證人出庭率極低是正常的。根據左衛民教授在西部某市進行的實證研究，2004年19個刑事法院審結的6810件案件中，只有26件案件有證人出庭，證人出庭率為0、38%。上海刑事辯護律師就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的內容。

　　學界普遍認為，證人出庭率低嚴重影響了我國刑事審判制度的改革，嚴重損害了審判的公正性。警察出庭作證就更少見了。在大多數情況下，調查人員通過出具書面證據來取代親自出庭作證。公、檢、法機關之間甚至對調查獲得的書面證據有一種默認，警察作為證人出庭作證也不是必須的。顯然，這種做法不符合現代審判的要求。

　　事實上，在新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對于警察出庭作證制度設計之前，警察出庭作證已有研究一些其他地方政府立法。例如，2002年，北京豐臺一起發展交通肇事案的庭審中，首次有警察出庭作證，此舉被譽為“新中國的第一次”。

　　2010年5月底，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通過出臺《關于企業加強中國人民檢察院對訴訟實踐活動的法律環境監督管理工作的決定》，建立完善偵查技術人員出庭作證制度建設正是此決定的亮點內容之一。但是，這些具體做法僅僅是這樣一種新嘗試，司法社會實踐中提高警察出庭作證的情形主要還是少之又少。

　　地方保護立法的嘗試，多數只停留在國家規定警察有出庭作證義務，缺乏違反出庭義務的法律制裁，沒有強制力的支撐，一項新制度就難以及時得到有效落實。

　　隨著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警察出庭作證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也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警察出庭作證的報道經常出現在報紙上。例如，2013年，合肥市廬陽區法院審理了一起非法經營期貨交易的案件。關于被告是否有向警方自首的情況，兩名警官出庭，回答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問題，以便與案件合作。第二，警方不出庭作證的主要原因

　　總體上而言，新法實施發展至今，警察出庭作證仍然處于不斷探索研究階段，該制度的實效性仍然未正常工作發揮。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方面。

　　(一)警察出庭作證制度不健全

　　新刑訴法實施前，警察的證人身份比較模糊，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警察的出庭義務。同時，警察出庭作證的地方立法也缺乏強制性規定。長期以來，警察出庭作證在國內并不多見。

　　新法實施后，雖然法律確定了警察證人的身份，規定了證人違反出庭作證義務要負法律責任，但警察出庭作證制度仍不完善。比如新刑訴法第57條“當庭說明情況”、偵查人員身份、警察證人范圍及相關保障措施等。，新刑訴法和司法解釋仍缺乏詳細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對警察出庭作證作出明確規定，是一大發展進步，對構建刑事證人制度有促進社會作用。但其規定企業仍然可以比較簡單，警察出庭作證制度仍需細化，只有通過這樣，才能有效促進訴訟實踐活動的進行，充分利用發揮其價值。

　　(二)“分工負責、相互協作、相互制約”原則的弊端

　　《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法律準確有效地實施。“其中，分工負責，要求公、檢、法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職權，各司其職，不得濫用職權或超越權限；相互配合要求三個機關必須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共同完成刑事訴訟任務；相互制約是指三個機關按照職責分工相互制衡，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和錯誤，加以糾正，完成訴訟任務。三者是辯證統一的。職責分工是前提和基礎。

　　沒有分工，就談不上合作和制約。相互配合、相互制約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分工協作原則是調整我國公、檢、法三權關系的指導原則，也是我國偵查、起訴、審判三權配置的基本原則。

　　然而，作為一項政策性原則，該原則并不一定完全能反映刑事訴訟發展的客觀規律，換言之，配合制約原則在實施上存在著弊端，正是這些弊端阻礙了警察出庭作證。

　　在配合制約原則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這樣一些阻礙警察作證的現象：其一，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沒有指揮領導的權力，自然也就不能要求警察搜集有利于控訴的證據，更沒有要求警察出庭作證以協助公訴的權力；其二，偵查作為刑事訴訟中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往往在偵查終結并移送審查起訴后警察的工作即宣告結束，其對公訴的失敗并不承擔責任，因此也就沒有讓警察出庭作證的動力。

　　在分工配合制約原則的影響下，我國檢警關系表現為檢、警地位的平等性和制約的雙面性，這就將公安機關抬升至同檢察院分庭抗禮的地步，甚至出現公安機關權力過大的情形。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認為，“檢警沖突”削弱了司法的獨立性、權威性，警察不出庭的現狀正是該沖突的結果之一，以致我國的偵查機關在實踐中有這樣的一種評價：既不是公訴機關的助手，也不是法庭的仆人。所以，“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的制定雖然具備某些合理性，但在實踐上出現的弊端卻阻礙了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的發展。